马卫东：何以中国——有关“中国化”的随笔

我常在清真寺向东过马路的一家拉面馆招待朋友，上次招待还是在去年斋月末尾，一个暖洋洋的春日。朋友曾在中原念经，后因种种压力，有政策上的，有经济上的，无奈放弃了，到各处打工。朋友的心没有死，仍在通过种种方式习经：自费买书、加念经群、请教老师……其实很多因不可抗力放弃的念经人，都是如此，人不在，心在；锁得住人，锁不住心。

那时，朋友在这边打工已经很久了，一直没得机会见面。这次相见，却又成了一次送别：朋友在某知名高校当保安，工作表被排得满满当当，一点空隙都没有，很是辛苦，所得却甚微。朋友闻听南方某地在招电焊工，酬劳不错，就辞了这边的保安工作，准备南下。所以，这次相见，也是送别：当晚，朋友就将乘火车南下了。那天有点热，是那种春天常见的燥热，又干又热，还伴着微微的浮尘，朋友竟还穿着隆冬里的棉裤。见朋友热得不行了，我赶忙带他去北街里的“快鱼”买了条薄裤子。没办法，他的工作表排得太满了，每天从睁眼到合眼都要工作，没有休息日，工作环境又远离闹市，所以一直没法买裤子，就这么忍着。

他打工挣钱，为的是在女友的家乡盖房、装修，为日后的生活攒下根基。他女友我见过，我到过中原，他连着招待了我好几天。那时，我们每天都在一起逛街：有他和他女友，还有他女友的妹妹，外加一个我。我很奇怪，为啥他与女友相处，还要妹妹在旁边呢？原来，这是他们学校所传授的教法，按这一教法系统，男女朋友婚前不能单独相处，即使是在光天化日、闹市街头，也不行，须有第三者相随。

说实话，这种做法我虽听过，听说在沙特就是这样，但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所以给了我不小的视觉冲击力：面对作为“警察”的妹妹，他想牵手也不行，想接近也不行，逛了好几个小时大街，只敢壮着胆子捏了几把她脸。我心里一直在低语：都啥年代了，这会不会有点太死板。一天，他俩因为在一件事上有了分歧，争辩了起来。起因是我们正在吃羊肉串，他俩聊怎么教育孩子，不知是谁先起的头，聊到了如果孩子不听话，按照教法能不能打孩子。他俩一个说能，一个说不能，争得极为认真。

转眼间，这一幕竟过了快三年了。拉面馆一别，我们还有联络。到了夏天，他将微信头像改为了一本书的封面图。我知道他很少更改头像，一个头像能用好几年，再一看头像里这本书，就猜到了几分。果然，他得知一位教内作者新出版了这样的一本书，四处求购无门，委托很多师友联络寻找，都未能如愿。没办法，这些年因严格管控，太多的教内出版物都由港台书商出版。他向我求助后，我也很是为难。恰好此时，我的一位在国外的网友正好得到了这本书，我便联系搭线，希望他能如愿。这位网友在国外顶级名校读博，想必家境还不错，而她竟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那就看看他诚意如何了，转账5000块钱吧，5000块钱我拿去给他扫描一下。”我连忙解释，说朋友是普通工人，经济条件有限，看能否通融。见她显然没有通融的意思，我也就没再执着。也并非不能理解：一位名校博士生，人家能用得上他什么呢？其实那本书很薄，简单翻拍一下最多只需一刻钟，根本就不费什么。所谓的考验诚意，不过是看人下菜碟而已。

我不仅到过中原，也到过大西南。大西南轰轰烈烈的护寺维权，虽未曾亲历，而能见到亲历者，也是一种缘分。我就结实了这样一位护卫者，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还因为一次打工经历，不慎将手臂弄伤，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做康复。他为人老实本分，有一些余力就帮扶他人。当年，他家乡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他远在浙江务工，听说灾区成立了以教亲为主的救援队，当即辞工返乡，融入爱心救援的人潮。据说教内在那次地震中的表现轰动了全省：密密麻麻的头戴白帽和头巾的爱心志愿者，将群山染白，有从北京赶往当地负责新闻报道的记者还以为当地是民族自治地方，一问才知回民人口占比甚低。那位记者接到指令，要求所拍摄的新闻图片中不许出现涉宗教的穿戴，导致他遍寻没有回民的情景而不得，台里只好妥协。就在这场气壮山河的爱心行动里，他就是其中的一员，过了多少年也引以为豪壮。而这些人在豪壮过后，却迎来了劫难。

大概在2021年，寺顶外观改造，掀起了又一场更为激烈的狂潮。曾在赈灾中献爱心的教亲们，现在各坊各寺间，化为悲壮的护卫队。那些情景，有很多录像为证，我也在有些文章里做了一些转述，在此就不多说了，单说说人们对这场改造的认识和感受。我见到了不少亲历者和护卫者，都对外观改造的理由（即“中国化”）表示很难理解，不知建筑外观是如何有伤于爱国主义。我又做了一些调查，才发现当地民生很一般，衙门的形象本就不好，贪腐勾结，维护黑恶。很多对衙门有看法的人们早就心中窝火，而发泄无门，正好对寺顶的护卫给了很多人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平时不入内守拜功的教亲，也纷纷加入了人潮。

我在那边仅仅停留了半月，在抵达的当晚，就有警察同志找到我，调查我来此何干，并叮嘱我的朋友对我加以看管。临行之时，还要将所订车票等行程信息发给警察同志备案，才算了结。内中究竟有何奥妙，弄得我一头雾水。后来，我在北方的警察朋友口中得知，原来是那边的衙门担心我是外地的便衣记者，前来曝光腐败内幕，故而令其对我严加看管。真可谓煞费苦心啊。

再怎么闹，外观改造的浪潮也已平息。我和不少大西南的朋友互加了微信，之后保持关注，才了解到：就在去年，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自家建房和装修之时，将自家房屋（特别是内部门窗）按阿拉伯特色施工。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公共建筑的外观变了，无力保全，就要将这种外观搬到家里来。这很像我结识的一位长辈，原本生活在一座古城内，因不可抗力从城内搬离，便委托厂家按古城墙及城内建筑之尺寸比例，制作了一幅大沙盘，放置在自家客厅内，日日守着大沙盘吃饭，寄托心中的怀念。

将阿拉伯特色门窗搬进自家，再用巨幅墙纸在客厅展现阿拉伯自然与人文风貌，也是有类似情怀的教亲们的必然表现。所以，很多了解情况的人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公共建筑外观的改造除却激发对立情绪、劳民伤财之外，不但对“中国化”的实施没有丝毫作用，反而促使人们将非中国文化搬进家中，同自己的生活交融地更深。

这两年我走了不少地方，不仅有教内之场所，也有基、天教堂，清一色是这样的画面：外墙用金属立体广告字，堆满了诸如爱国与“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宣传语，不乏一些反映“孔融让梨”、“卧冰求鲤”等故事的漫画。殿堂之内，有一个许久不见有人打开因而落了尘土的书柜，书柜里是那种每年都会海量出版的红色爱国题材书刊。只要打开书柜，就会发现这些书是全新的，从放进去起就没有人动过。没等我开口询问，牧师或神父就会一脸苦笑，摇摇头说：没办法。放眼本教之内，因了“中国化”的名义，种种学术研讨会在历代先贤的故里频频开幕。每人念着一套从未走心的PPT，抱着一部回家就会摆在书柜里落灰的论文集，挂着个代表证，最后一合影，就算胜利闭幕。

当然，奢靡的午晚宴、直接到卡的巨额劳务费和各项福利，是不会让人们看见的。会议之外，还有种种的课题申请，向衙门夸大教内问题对国家的不利，标榜自己之研究的势在必行，谋经费，谋职称。老成持重的年迈既得利益者早已看透了奥妙，演一演，拿拿钱也就是了，还能借会议机会会会老友。偏有一些血脉里还有色目基因的出身寒门的博士，在那种不入流的大学当着教师，自诩为民族希望、文化精英，因脖子上的会员证和印有自己名字的桌签满足了自尊需求而沾沾自喜，谋划着瞅准机会跟谁上一条船，有助于自己发文评奖。

在那自助餐间，跟在谁身边拿水果，怎么得体地开口恭维，怎么佯装拿甜点避过不属于自己阵营的学者，无不经过精巧的计算。一个人能活出红绿通吃的高级境界，既能向体制献媚以求荣，又能在教内扮演解决问题者的形象，到基层宗教界人士的花园里逛一逛，拉拢不明真相的人们为己所用，最好再趁其不备摘走两颗大仙桃收入囊中，也是件颇费技巧的事。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荣之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总会有这样的角色。我们不能为寒门学子提供资源，就没有道德绑架的资格。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化”在实践的过程中苍白无力？说到底，同在一个国家里，有某种信仰的群众是否通过劳动过上了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我的这两位朋友，一个曾在所谓的不够“中国化”的经学校念经，有了不太“中国”的认识（在中国的大街上不能同女友牵手），为了生计半途而废，怎么打工也打不富，处处遭受资本盘剥，想买本书还要遭受5000元的暴敛（当然没有真的支付）；一个处处献爱心，却工伤致残，勇于维护公共建筑原貌未果，只能在家中上演阿拉伯风情，聊以自慰。看起来，他们都是“逆中国化”、“去本土化”的典型，需要新的“教育”。但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一片繁荣，属于他们的立足之地在哪里呢？我们真的有理由要求他们爱国、爱中华传统文化吗？我们真的有理由要求他们与这个国家的主旋律相适应吗？

放眼社会，不乏一些处处声称爱国、爱主旋律的人。譬如我曾在某地，看见一座建筑，是专供某单位退休人员唱歌跳舞的活动中心。隔着玻璃，享受优沃退休待遇的人们载歌载舞，在“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的激昂旋律里，无不容光焕发。近前一观，才知这种活动还有专人服务，给沏茶倒水，切种种奇珍异果。非但如此，还要适时恭维赞美，博得他们欢乐。这种服务员也不简单，也是有编制的名校毕业生，绝非白身。

数日后，在附近的一处老楼，我又见到了那日歌舞中的一位老者。老者主动邀我聊天，才知她以及她们圈子中的不少人，子女都已在海外工作扎根。老者对我说，海外某国家才是真正值得人民拥护的国家，有条件的都应该努力前往。

又如在央国企有稳定工作的人们，海鲜卡购物卡不断，用低廉的就餐成本就可以在食堂吃到盐池滩羊。如果位置再高些，还有各种外界意想不到的福利以合法的名义、隐形的方式给到手。

所以，对于国家，他们也爱，他们也认同。当然，研究“中国化”课题，拿着这个课题申项目、申经费，四处给宗教人士培训授课的人们，他们更爱，更认同，既然已将金饭碗端在手，自然要为权力的需要罗织充满学术气息的谎言。在同一个国家里，有的人活得更舒服些，有的人则不然；活得舒服的人自有许许多多合理合法的方式同其他国家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而丝毫不影响自己的爱国形象，活得没那么舒服的人连家中按阿拉伯特色装修这种小事都会被某种势力搬上微博，遭受谩骂与围攻。是的，这就是真相，而有的人正在引导大众坚信它的种种道路。

至于本文开头的那家拉面馆嘛，其实那是一家无酒拉面馆。它不仅是饭馆，也是个教内青年朋友聚餐交友的理想环境。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被网暴，只希望参与网暴的尚有一丝人性的人们考虑考虑：除了饭馆这种公众场合，现在还有不受横加管理的室内聚会场所吗？什么，有在宗教局依法登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那真的是教门人可以在里面说了算的吗？群众在那里真的可以自主吗？是的，这些地方外面贴满了“仁义礼智信”和“孔融让梨”，里面摆着一个从未打开的、落着尘土的存放红色爱国书籍的玻璃柜……

场所可以“中国化”，因为它无法抗拒，而以迎接欢送、踏青登山、野炊露营等户外方式聚会学习的青年人们，不是正在将其远离吗？随着人员流动，不仅远离原有的寺坊已极为普遍，出国也不再是稀罕事。人们走出了国门，见到未被肆意改造的活动场所和食品标识，再联想家乡那被改得中不中、洋不洋的“四不像”的场所，那假冒横行、维权无门的民族食品现状，又会作何感想呢？越来越多的人们前往马来、埃及等国务工、旅居，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觉得那边的风都是香的呢？仅仅是那边没有18岁前不能踏入场所的规定吗？

“中国化”的确是一条必由之路，这是迫切的，也是科学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太多的精粹被我们遗失，需要找回并加以承继。然而，欲施治需先明病因。过去这几十年，我们的种种宣传，无论是人文知识普及，还是新闻报道，只要是提及这种信仰就一定会配阿拉伯国家的场景，渐渐在群众心目中植入了等号。我们中国的主旋律是科学无神论，学校、媒体都明里暗里宣称：“宗教是国外的事”、“国外是一个宗教占主导的地方”，两相影响下，仿佛寻求信仰就该向国外看齐。即使是各类商业广告，也在不厌其烦地告诫社会：什么东西都是原产地的好，什么东西都是原装的好，什么东西都是零添加的好。因而，我们并没有十全的理由说信教群众向发源地靠拢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我也曾多次到佛教场所参观，见过附近的佛教用品店，很多店铺都以“尼泊尔”（佛教发源地）字眼，标榜其用品的“纯正”；我也有善良的天主教朋友，在信仰热情的驱使下，对西班牙文化情有独钟，自学西语，使馆文化中心的种种活动她都热情参与，仿佛西班牙是她的第二故乡。不知何故，这样的正常、合理的现象，通常能被社会尊重，而向阿拉伯人学习，却仿佛天理难容。不但如此，对于有信仰且有修行追求的人们而言，在信仰上的认识与实践是件比天还大的事，关乎天人分合、两世荣辱。

多一些考虑，多一些计较，宁可繁冗到变态也不敢轻浮随意、择便而守，也是自然而然的事，非无信仰的人们所能理解。为了在今世上求生的疾病患者，尚且为了疗效（甚至只是心理安慰）不惜重金求购进口药品，舍近求远托关系联络外国专家出国就诊，那为了两世荣辱而考虑的人们，又凭啥必须信赖“国货”呢？

敢于独创、求新求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弥漫在全社会的气息。深知万事万物不会一成不变的教内，在新的实践中疏远了自古以来的“中国化”传统，也是件无可厚非的事——中国还有哪个领域，存在没有吸收过外国理论的纯正的中国道统呢？改革开放以来，胸襟开阔地向世界学习，早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失去了的可以找回，变异了的可以重建，断肢都能再接，伤过的心却难复原。“中国化”是被反复检验的正确的道路，而有关“中国化”的执行，的确需要以和为贵、三思后行。